对司法调解的反思---以大调解机制与法院司法调解现状为出发点

2014-08-29

对司法调解的反思---以大调解机制与法院司法调解现状为出发点

对司法调解的反思

---以大调解机制与法院司法调解现状为出发点

夹江人民法院廖成芳

内容搞要:

调解作为一种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方式,在我们已经上千年的历史,并享有“东方经验”的美誉;在现代法制进程中,传统的调解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笔者希望能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让这一“东方经验”焕发生机。

本文首先介绍了调解的发展过程,指出中国有悠久的调解传统,在新中成立后,司法调解历经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依法调解——调解优先”的四个阶段接着从中国传统法律意识需求、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后果、意识形态的变化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域外的成功经验ADR等方面分析了司法调解的重要性。然后从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说明法院调解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案件调、撤率不断升高,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诉调对接难以真正运行、重复调解、司法调解介于强制和自愿之间、调解≠案结事了、某些调解协议挑占法律底线等等,进行从大调解体系、法官和当事人三方面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指出司法调解的现有状态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会实被当事人利用以达到其恶意调解的目的,这即有悖于调解的初衷,也会对法制和社会诚信带来挑战,产生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予遵守的示范效应。

为此,笔者思考:一是建立健全调解机制----建大社会调解法,归口专业调解工作,并将部门(专业)调解或仲裁作为法院审理的前置程序,对当事人对调解选择加以限制;二是规范司法调解,建立法院纠纷解决中心,严格调审分离,避免重复调解、以判压调解,完善考核机制,避免唯调至上,划定调整底线,避免触底调解;三是创新机制,引进相关学知识,力促案结事了,同时建立诉讼奖惩机制,如:重构诉讼费收费制度、对恶意调解当事人加以限制等。通过以上举措达到即可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又能有效利用法院有限而宝贵的司法资源,利用通过调与判的有机协调,构建诉非对接机制,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全文共计8924

关键字调解ADR调撤率执行大调解法调审分离


以下正文

一、调解的发展过程

(一)历史传统

在我们的传统意识形态中“和为贵息诉无诉的观念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思想,还是老子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抑或是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甚至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法家,他们思想的逻辑起点都是定纷止争、以达到无讼的境界(1)调解作为一种极其有效解决纠纷的方式,在中国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并被赋予“东方经验”的美

(二)新中国司法调解政策的变迁

司法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与当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生活制度等相适应。新中国民事审判中,司法调解的适用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依法调解——调解优先发展过程(2)具体如下表:

阶段

起始时间

主要政策及法律

备注

调解为主阶段

1956年起

1.最高法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

2. 1964年,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


着重调解阶段

1982年起

1982年《民诉法(试行)》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应当及时判决。


自愿合法调解阶段

上世纪90年代

1.民事司法审判改革的开展强调审判调解程序的自愿合法性;

2.1991年颁行的《民事诉讼法》用自愿合法调解代替了着重调解


“调解优先”阶段

2004年起

1.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对调解的程序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

2. 20053月,肖扬院长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针对调解工作提出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方针;

3. 2008年,王胜俊院长确立了民事审判中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



二、调解优先的重要性

)调解优先符合中国现代社会的需求

1)调解符合中国传统法律意识需求

虽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但人们的法律意识却有一定的传承性,即使其对应的社会已经发生改变,其法律意识形态却可能因固有的惯性而长时间保留下来。如前所述,中国人息诉无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存在已有千年,经过上千年的沉淀后,即使在最初形成它的历史条件消失相应制度改变的情况下,它仍将以惯性的姿态继续影响今天和将来的国人法律思想和行为。改革开放后,我们虽然大量地移植西方国家的某此先进法律制度,并于上世纪未进行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法律意识的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因此,根据国情特色来构造我们的法律秩序----充分利用调解化解矛盾纠纷是我国传统法律意识的需求。

2)调解符合中国社会结构的需求

美国学者布劳认为,相互联系的口在社会地位上的规模分配产生社会分化,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4)随着社会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使得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出现张力与脱节,从而引发了社会结构的不协调(5),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陷入到对立或冲突的状态。“丁”字型的社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结构紧张。成为社会去道德化和去规划化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至纠纷频发,大量的案件流入法院。(6)2013年,最高法的五年工作报告对全国法院近五年收结案数进行了统计,其中,最高法审结49863件,同比上升191%,地方各级法院审、执结5525.9万件,同比上升29.8%,其中,一审商事案件1630.7万件,同比上升42.6%,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7.8万件,同比上升284.2%,一审民事案件1474.9万件,同比上升37.8%;而法院的编制数在相当长时间内是稳定不变的。面对案多人少的问题,调解成为分流案件,减轻法官压力,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维护社会稳定的一剂良方。

3意识形态的变化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案件审理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调解成为一种有效的的手段

过去的30年,社会意识形态从什么都信到什么都不信的变化,在没有强大宗教力量作为道德的最后支撑时,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迅速地解体;当社会出现格雷欣法则”时,信任危机应运而生。南京彭宇案、湖北荆州“挟尸要价”事件、佛山被碾女童无人施救案、深圳捡童案、弃子车祸死亡生母养母争夺赔偿款事件,这类案子说明当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已经动摇。在这些案件中,往往面临法律和道德的两难选择,而且法院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社会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南京彭宇案后,即引发了一场“扶与不扶”的社会大讨论。在处理诸如此类的案件中,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最终妥善解决纠纷,达到既能化解双方矛盾,又能维护社会公序良俗、道德风尚的目的,已经超出了案件本身存在的意义。(7)“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这类案件给法院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傅郁林教授指出:“规则的生成依赖于专业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法定、普适性为取向的裁判”(8)当舆论将拿起法律的武器作为时代特征用语,当事人像斗土一样走上法庭讨说法的时候,曾经被一度轻视的司法调解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思路。深圳捡童案中,在法官不懈的努力下,当事人双方最终于庭外和解,法院走出了判驳两难的境地,这也是司法调解使案件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一个成功典范。

(二)域外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ADR 是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

西方的司法体制强调形式正义;二战后,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诉讼的数量与类型激增,西方传统司法体制固有的局限性,无法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呈现出机制陈旧、滞后的迹象,因此一种迅速、低廉、大众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应声而出;并无一例外地被西方各国纳入到民事司法体系中,通过立法法院规则等程序加以衔接,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在流行的几种主要ADR方式有:调解、调停、微型听审、聘请一名法官(或称专家裁定)、在法院协助下的ADRADR中,司法ADR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在美国,调解也是司空见惯的,在起诉至法院的所有民事案件中,只有1/10进入了庭审,还有1/5通过审前裁判的方式得到了处理。(9)调解对我国的意义正如范愉教授的论述“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通过法律移植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国家而言,ADR更为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并非为了应对所谓的诉讼爆炸,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妥协,而是一种法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3)

三、司法调解的现状

近年来,法院不断加大调解力度,2009年以后,四川省的成功经验----“大调解”机制迅速在全国推广;几乎同一时间,在全国法院大面积推广的质效考也将调解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并通过调解率和撤诉率二项数据来评价。“全员调解全程调解”成为一些法院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在本世纪,进入“调解优先”阶段后,调解率大幅上升,下面是最高人民法院对19952012年工作的统计数据。

年度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调撤率(%

74.46

72.18

69.22

64.79

61.97

58.66

56.4

50.29

(图一:1995---2002年)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调撤率

50.29

50.68

51.66

54.26

54.62

56.18

58.85

61.98

65.29

67.3

69.58

(图二:20022012年)

我们用最直观的折线图表示:


(图319952012年全国案件调撤率拆线图)

从上图,我们不难看出, 1995年至2002年,司法调解(调撤率)一路走低,2002年达到历史最低点;后逐步回升,2004年调解优先原则的确立后,调解率上升的幅度加大法调解完成了“U”字形的回归。

JJ法院为例,近三年,一审民商事案件结案总数及调撤数据如下:


201012102011129

201112102012129

20121210201369

一审民事案件总数

1036

1228

636

撤诉案件数

230

288

187

调解案件数

424

530

312

调撤率(%

63.13

66.45

80

(图4jj法院近三年来的一审民商事案件统计)

上述数据和全国数据发展均势比较吻合。

但另一方面,司法调解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小觑。通过对JJ县及周边法院的调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司法调解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大调解机制中几大调解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

2009年后,各区市县都建立了相应的大调解工作机制,但几大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各自为政”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调解

很多民事案件,特别是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类案件在进入法院前,往往已经经过村委会,居委会甚至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在进入法院后,法院的第一选择仍会是调解;甚至有些案件在立案阶段已经经历了立案调解,调解未成到具体业务庭后,承办法官仍会首先进行调解。这样的重复调解,一方面也不利于确立人民调解和立案调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法院的工作量,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

司法调解介于强制和自愿之间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明确了调解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法官调解中也会向当事人释调解必须双方自愿,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法院作为维护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审判权的存在,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兼具调解者和裁判者的双重身份,使原本“基于当事人自愿”的调解在实际调解过程中渲染上了一层的强制的色彩在一定程序上存在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的现象

调解≠案结事了

无论是大调解工作的开展,还是调解作为法院案件质评考核的重要指标,其初衷都是希望通过案件的调解,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因为从一般原理上说,调解是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的形式化解纠纷的一种方式法院调解一旦成功,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一般应当根据该协议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从而宣告案件结束,纠纷得到解决。现实与理想总有一定的差距,调解和案结事了并不当然的是等号。因为调结案件仅仅是纠纷解决的形式终点,只有按照协议履行完毕后,纠纷才得到实质的解决。一旦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调解协议,则纠纷再起,权利人可以以调解书为执行根据,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可见,即便法院的调解率得到大幅提升,但只要申请执行率居高不下,则依然说明大量的民事纠纷没有得到解决。 (图520042009年调解率、判决率和申请执行率变化趋势图(10)

从上图我们可以发现点特征:第一,申请执行率和调解率不显完全的反比向关系,而呈现上下波动的形态,这说明,调解能力的增强并不当然代表案结事了;第二2009年,调解率达到高点,但判决率和执行率有相交的趋势,现实中不是所有判决都可入了执行,这就说明执行的案件的另一依据是调解书;第三,20082009年,调解率和申请执行率都显增长趋势,调、执双升渐显。

下面以JJ2009年至2013年上半年的相关数据为例进行分析。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一审民事案件审结数

844

924

1023

1212

民事案件调解案件数

192

202

233

285

民事案件撤诉案件数

340

386

426

528

民事案件调撤率(%)

63

63.6

64.4

67.1

民事案件申请执行案件数

172

295

339

441

可执行案件申请执行率(%)

20.38

31.9

33.1

36.4

(图520082013上半年,JJ法院审、调、执相关数据)

用拆线图表示如下:

如前所述,理论上,如果调解完全实现案结事了,那么申请执行率应与调撤率变化应成一种反比向关系,但从上述图表我们看到的却是调解率与执行率的双升均势;而在该院2012年度执结的308件案件中,有41件是调解案件,占13.31%,而2013年上半年,执结的119件案件中,有24件是执行案件,占20.16%;这进一步说明了,调解并不完全等同于案结事了。

当然,这种对比分析并不十分周密,因为同一年度可以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与一审审结的案件并不同一,现有的司法统计显示,一审结案数是与可执行案件数最相近的数据,且由于作为比较的是历年来的相对比例,而非绝对数值,所以, 这种对比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调解和事了并不当然的是等号。

(五)有些调解协议挑占法律底线

某些案件调解协议直接挑点了法律的底线。如赡养案件中,赡养老人变成附条件的义务,而某些合同类纠纷的调解协议也明显有背于公平诚信的帝王条款。

四、调解的现状成因及可能性后果分析

(一)成因分析

1.从现行调解制度的角度来看

各调解机构之间的衔接存在一定程序的脱节,规范性文件中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有具体操作细则可循。而且,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缺少法律上的强制力加以支撑,当事人对现行工作机制的不了解,以为只有法院才能实现其想要讨个“法律上的说法”,所以参与积极性不高同时,司法的廉价使很多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能够调解的案件直接进入法院。

2.从审判人员的角度来看

1)提升案件质效的压力

20081月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了审判公正、审判效率和审判效果三个二级指标,并将其细化为33个三级指标。随后,全国各高院陆续根据最高院的相关要求,建立了质效考评系统,并根据相关指标对辖区内的中基层法院进行了相应的考评;在质评系统中,案件调解率和撤诉率点了很大的比重,调、撤的权重占整个效果指标的24%;这样的考核无疑会使法官的调或判天平往调解方向倾斜,而有些法院甚至将这些考评直接与法官的收入、职级挂勾,这无形中的压力也使法官在调解的过程中“各尽其招”----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也就自然出现了。

2调解可降低判决风险

较之判决,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对的时间内提高办案数量、回避法律适用,减少上诉案件,法官的风险最大化地降低,这无疑促使法官更多地适用调解。特别在是一些舆论压力比较大的案件中,调解更是成为避开风口浪尖的一种有效手段。

3.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

1调解的主要压力主要来自诉讼风险

根据公平分配的原则,公正分配的基础是实质上的对等交换,其原始的形式是合理的互通有无,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获得好的结果就必须退让出某种好的东西(11)如原告会考虑自己权益的真正实现,为了避免执行压力,而同意让步调解,而被告也会考虑自身的诉讼风险,诉讼费用等因素而同意调解。

2调解的另一压力来自于法官

调解的基础是双方自愿,双方协商不能对协议达在一致时,如何处理?调或判便成为一种选择。如前所述,法官有调率的指标任务;这样的压力下,法官往往会考虑法律规范、社会认知、传统习惯的认可及当事人的经济实力等等,提出可供选择的调解方案。而法官对调解方案的提出,对当事人而言可能就传递着一种信息----法官对案件事实和认识法律的适用已经做出了一定的选择,在此种心理影响下接受的调解和自愿合意的调解必然不尽相同。

(二)可能性后果

调解作为一种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在中国存在已经上千年,也在实际中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司法调解中的问题也不断提醒我们,法制的进程中会有很多的阵疼。司法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用之不当,也可能会被当事人利用以达到其恶意调解的目的,最常见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法官渴望调解定纷止争、对方当事人急于实现自身权益的迫切要求的心理,在法官主持案件调解过程中,一再要求对方当事人予以让步,对方作出让步并达成调解协议后,在执行阶段却拒不履行或消极履行调解书规定的义务,使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遭到损害。这即有悖于调解的初衷,又降低了司法公信力,甚至影响了社会的道德价值的导向,对社会诚信带来挑战;严重冲击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产生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予遵守的示范效应。

不论现实中调解出现了怎么样的问题,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调解的现实存在意义及其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地位。为此,笔者思考,我们可以尝试重构调解格局,让更多的调解由专业调解机构完成,法院则真正回归最后屏障的地位,严格调审分离,这样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又能有效用法院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创新工作机制,通过调与判的有机协调,树立法治的权威,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五、反思-----调解结构的重构

(一)建立健全调解机制----建大社会调解法,归口专业调解工作,并将部门(专业)调解或仲裁作为法院审理的前置程序,对当事人对调解选择加以限制

2009年,大调解工作机制在四川全面开展,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大调解工作机制为化解社会矛盾创新了一条途径;但实际,三大调解之间的协同配合却是很难的。分析现有的基层法院案件,我们不难看出,不少案件(民事类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相对明晰,这类案件的处理完全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或行政调解来完成,老百姓之所以起诉至法院,不外乎是相信“法律能还他们一个公道”。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法学研究,鉴借域外成熟的ADR制度,结合我国实际,创设中国特色的ADR制度。

1.构建大调解法律法规

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建构思路,无论过去的非专业化还是现在所追求的专业化,都没有脱离单一的思路和模式(12)如果长期保留纠纷解决法院调解的单一对应关系,就会压制其他矛盾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更难以实现制度和程序的层次化和类型化因此,构建大调解法律法规,从制度上确立相关纠纷解决手段的合法地位,使其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制度保障,从而以一种普适性的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和推广,充分发挥各种机制的制度价值,真正实现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目标。

2.归口专业调解(仲裁),树立部门调解(仲裁)的权威

我们可借鉴较为成熟的劳动仲裁制度,将不同专业的案件归口不同的部门,并由不同的法律加以规范,如由《劳动仲裁法》建立包括劳动调解在内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消协调解的地位等,由《婚姻法》确定婚姻家庭类的调解仲裁机构,从而形成多元规范的调节系统;(13)并通过立法加强这些机构调解与仲裁的权威性。

3.规范调解的范围和层次,从一定程度上限制当事人对调解的任意选择

在调解的范围和选择性上,增加一些法定条款的对其范围加以限制,将部门调解(仲裁)作为立案的前置程序;此时,调解的层次性将非常明显,法院作为“最后的屏障”的地位将更为真实。

(二)规范司法调解

1.建立法院纠纷解决中心

建立法院纠纷解决中心的目的有二一是将所有的司法调解设立于此中心,以达到调审分离的目的,二是配备专业辅助人员,将“当事人引导至最适合其案件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系列)(Sander,1976)。(14)

2.严格调审分离,避免重复调解、以判压调解

司法调解作为一项在我国运行多年的诉讼制度,其价值是不容抹杀的。但要保证合法自愿的原则,因此应当考虑从制度设计上明确法院调解适用的时间范围、程序类型、方式方法,尤其应当注意在对司法调解的限制,严格执行审调分离,保证调解不受审判权的干扰,如前所述,在法院设立纠纷解决中心,将司法调解放于此中心,而中心则不能判决案件,其他有权判决的部门不司调解,以此杜绝以判压调。正如丹宁勋爵所说“不仅要主持正义,还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

3.完善考核机制,避免唯调至上

在建立完善社会调解法制的基础上,法院应对应完善相应的质效指标。

1)调解作为考核指标的情形不再将调撤率作为管理法官的硬性指标,不用激励机制来鼓励法官主动调解。

2)调解作为考核指标的情形在质效考评中,增加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将调解案件申请执行作为负向指标加以考评;法官在调解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案件能否达成调解协议,还应考察调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尽量避免一方事人利用调解达到其恶意诉讼的目的,确保调解结果的公正性

4.划定调整底线,避免触底调解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欧文.费斯(Owen Fiss)曾言“法院的工作不是使双方当事人的目的得到最大的满足,也不仅仅是保障社会和谐,法院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树立法律的权威,将法律和司法解释所体现的价值予以实话,并使之与现实相一致”。诉讼的本质是通过程序实现社会正义,它不仅包括程序正义,更应包括实体正义。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结案方式之一,其的功能在于解决纠纷,其本质也在于实现社会正义,若其被纳入了民事诉讼领域,便无视保护权利说,则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相背离。当事人将纠纷诉诸法院,其根本上所追求的是借助法律公正的解决纠纷。即使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自愿放弃部分权利或承担部分责任,但该诉讼行为仍不能偏离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如果司法调解以牺牲经济社会的诚信为原则进行调解,或许能在短期内起到“维护经济、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对整个社会的法制进程无疑会造成一定的阻碍。因此,在调解尤其是司法调解中应坚持底线,以防止调解最终成为只为社会中的特殊阶层而非弱势群体的利益服务的工具。

(三)创新机制---力促案结事了

1.引进相关学得知识----将心理咨询引入调解

在现行的司法调解过程中,审执分离一方面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审理的法官更多的考虑是调解的成功率而非案件的执行率。所以,才会出现前面所述的,调解率和申请执行率双升的局面。如果再深入分析调解申请执行的案件,我们不难看出,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查无财产”,另一类则是当事人“口服心不服”的。针对第二种情况,我们不防在调解中引入心理咨询的相关技术。我们不能说进入诉讼的当事人全是心理有问题的人,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一审的民事案件,特别基层法庭的民事案件,多涉及家庭邻里纠纷,这些案件当事人对案件本身或多或少都有心结存在,为此,承办法官不防得用心理咨询的相关技术,打开当事人的心结,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2.建立诉讼奖惩机制

按照波斯纳法律经济分析理论中提出的诉讼发生条件不等式“PPJ-C+S>PDJ+C-S,如果以诉讼为核心的纠纷机制能够以统一的标准运行,那么当事人可以在合理预测的基础上对解决纠纷的方式进行选择。(15)

(1)重构诉讼费收费制度。若各部门调解(仲裁)机构建全的情况下,将大量的简单的案件交由法律规定的调解(仲裁)组织进行调解。因此,应统一收费制度,对部门调解(仲裁)、立案调解、判决案件进行阶梯收费,并设立一定的奖惩机制。从比较法的经验看,通过奖惩机制来迫使当事人考虑诉讼的成本,是实现纠纷解决功能的重要手段。这种奖惩手段主要体现在经济上,或者对恶意诉讼人处以一定的罚款,或者对对方当事人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例如《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第456条明确规定:任何恶意诉讼行为的当事人都会被处以罚金并且在对方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情况下应予以赔偿。英国也通过Dunnett v. Railtrack一案(16)的判例,确立了诉讼费用罚则,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法院提出的合理的调解方案,则即使其最后胜诉,法院也可以裁决其支付案件的诉讼费用,以作为对对方当事人被拖入诉累的补偿。

(2)对恶意调解当事人加以限制建立调解信用档案,特别是对进入司法程序后恶意调解的当事人被告加以限制,这即可防止恶意调解的“破窗效应”,又能维护法制的权威。

结语:无论是在我们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法制较为完善的国家,调解都显示了其存在的价值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如何让这一“东方经验”焕发新的光彩是每个法律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司法调解的不断改革源于实践,调解结构的重建,源于社会的需求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们无需用成败得失来评价,无非是“在见证和记录历史发展的同时,力所能及地推动中国法治的进程”,若能最终形成一种工作机制,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更好。





















(1)徐学鹿林新祝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0页至第75页;

(2)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9月,第202页;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李汉林、魏钦恭、张彦,《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中国社会科学,20102),第141页;

(6)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版;

(7)《深圳捡童案,判驳两难的困局》,刘海娟,《人民司法》2012.02,第28页;

(8)傅郁林、“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J】法律适用 20094;

(9)斯蒂芬·B·戈尔德堡,蔡彦敏等译,《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它机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2月出版,第7页;

(3)引自范愉著《ADR与可持续发展纠纷解决与ADR研究的产生与理念》,2003118 日发表于中国法理网;

(10)潘剑锋、刘哲玮,《论法院调解与纠纷解决之关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展开》,《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4

(11)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第139-140页;

(12)傅郁林:“分界分层分流分类”,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3)范瑜,《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研究》,中国司法,2004年第8期;

(14)斯蒂芬·B·戈尔德堡,蔡彦敏等译,《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它机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2月出版,,第7页;

(15)洪冬英,《当代中国调解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06出版,第220页;

(16)EWCA Civ 302 2002);